第七章 露易丝的宝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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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等待的过程中，麦格雷突然觉得不好意思。沙博看着比他们刚见面时更显老了。他身上的生命力只够维持日常的生存，眼下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发生，需要他突破自我时，他只有承认自己的无助、崩陷，对自己无法进取感到羞愧。
但麦格雷敢肯定，这跟年龄无关。法官其实从来都是如此。麦格雷从老早前开始，从他们还是同窗，从他羡慕这个朋友的那个年代开始，就弄错了。曾经何时，沙博对他而言就是少年不识愁的典型。在丰特纳，有位母亲精心照顾他，有个舒适的、里面一切都让人觉得安稳的家等着他。他也早就明白自己会继承下这一切，除了这幢房子，还有两三个农场。他那时每个月就有足够零用的收入，可以借给同学。
三十年过去了，沙博果然长成了他本就该成为的样子。今时今日，是他来找麦格雷寻求帮助。
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。法官假装浏览一份文件，可连他的视线只是顺着一行行的字装装样子。电话总也不响。
他从口袋里掏出怀表。
“开车的话，不用五分钟就能到那儿。他们应该已经————”
正午一刻。该留出几分钟给在前线的两个男人，因为他们得在房子各处好好看看。
“如果他不承认，如果两三天后，我都还没有发现任何确凿无疑的证据，我会离开，请求提前退休。”
他先前下的指令，最大原因是在于惧怕公众。现在这番话，是对韦尔努家族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那个集团说的，他也害怕他们。
“正午二十分了。我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。”
正午二十五分，他再也坐不住了，紧张地站起来。
“你没有车可以用吗？”警长问他。
他面露尴尬。
“我有一辆，但只在周末带母亲去乡下时才用。”
从一个虽说住在城里，可距离城里主要街道五百米就有牛群吃草的人嘴里听到什么去乡下，真是太滑稽了。
“眼下我母亲除了参加周日弥撒就再不出门了，所以我还要那辆车干吗呢？”
或许他如今也变得吝啬了？应该是的。这不完全是他本人的错。拥有一点功名财富的人，总无可避免会担忧失去它。
麦格雷从到达丰特纳的那一刻起，就觉得想通了一些事情，一些他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情。他以前想象中的城镇，和如今身在其中的城镇完全不一样。
“肯定有新情况了。”
两个警察已经去了筒子楼街区二十多分钟。照理说，搜查露易丝·萨巴蒂的住所要不了多长时间。阿兰·韦尔努也不是会从窗户逃走、让人紧追的那种人，更何况筒子楼街区人员混杂，街道狭窄，根本无法展开追逐战。
他们听到有汽车上坡，发动机吃力地运行时，有那么一刻觉得是他们回来了。法官在企盼中屏息不动，可是汽车径直开过去了。
“我真是想不明白。”
他两手攥着，互相摩挲覆着淡色汗毛的细长手指，不时瞥麦格雷一眼，又马上收回视线。他多么希望能从麦格雷那里得到些许安慰，可警长下定决心保持那副不可捉摸的模样。
正午三十分稍过一会儿，当电话铃总算响起来时，沙博是扑到电话上去的。
“喂！”他叫嚷道。
一转眼工夫，他的面色就变得相当难看了。麦格雷听得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而且是个没怎么打过电话的女人。女人本能地在那头大声叫喊，警长能将她的话听得一清二楚。
“是法官吗？”她问。
“是预审法官沙博。说吧，我听着。”
她大声重复：
“是法官吗？”
“是呀！您到底想说什么啊？”
“您是法官？”
法官发起火来：
“没错。我就是法官。您听不见吗？”
“不是的。”
“您想说什么？”
如果她再问一次他是不是法官，他估计会把电话摔在地上。
“警长请您过来。”
“什么？”
她转而跟与她同处一室的一个人说话，声音完全不同了：
“我跟他讲了。然后呢？”
那人交待道：
“挂上。”
“挂上什么？”
他们听见立法大楼内外响起一阵喧嚣。沙博和麦格雷都竖起耳朵。
“有人在敲大门。”
“快来。”
他们一路跑过走廊。捶门声愈来愈急促。沙博急忙去掉门栓，把钥匙插进锁孔里。
“他们打来电话了吗？”
是隆美勒，被三四个同行夹在中间。其余几个记者在街上散开，往乡村的方向而去。
“沙比隆刚刚开车经过这儿。他旁边有个昏迷的女人。他应该是把她送到医院去了。”
法院门前停着一辆车。
“谁的车？”
“是我的，确切地说是我们报社的。”一个波尔多的记者说。
“开车带我们过去。”
“去医院？”
“不。先往下朝共和国大街开。然后朝右转，去筒子楼方向。”
他们所有人都挤进车子里。汽车开过韦尔努家门前。二十来人聚集在那儿，看他们而过时毫无动静。
“发生什么事了，法官？”隆美勒问。
“我不知道。他们在执行逮捕令。”
“是医生？”
他没有勇气撒谎或打哈哈蒙混过去。零星几个人坐在邮政咖啡馆的露天座上。一位着周日盛装的妇人从甜点店出来，一根手指优雅而平稳地提着白色纸盒，纸盒用红色细带捆扎着。
“是这个方向吗？”
“对。现在，左转————再往前一点————过了这幢楼转弯————”
他们不可能搞错地方。露易丝所住的楼房前人头攒动，人群中妇女和孩子居多。车子一停下，看客全都涌到车门旁边来。昨天给麦格雷指路的那个体型肥胖的妇人就在第一排，她两手握成拳，抵在胯上。
“是我在杂货铺给你们打了电话。警长在楼上呢。”
法官、麦格雷、记者和人群组成的小分队绕过楼房。麦格雷认识路，走在最前面。所有人都一头雾水。
大楼里面，看热闹的人更多。大门口堵满了人，楼梯上也站满人。本地小警长站在那位姑娘家已被撞坏的门前守着。
“让我们过去————你们向后退————”
费隆脸色苍白，头发遢拉在额头上。他的帽子不见了，不知道被挤到哪儿去了。他看到总算有人来增援，如释重负。
“你们有没有通知警局，让他们给我派人？”
“我不知道这到底是————”法官第一个开口。
“我告诉这个女人跟您说这一点的————”
记者们百折不挠要照相。一个襁褓中的娃娃在哭闹。被麦格雷朝过的沙博，现在也登上最后几级台阶，追问道：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“他死了。”
警长推开门扇，已经被撞裂的木头又噼啪弹飞几块。
“在卧室里。”
卧室里一片狼藉。窗户大开，阳光透进来，还有苍蝇。
阿兰·韦尔努医生躺在没有整理过的床上，衣服纹丝不乱，眼镜勾在一只耳朵上，斜躺在脸庞一侧。那一侧脸已经不流血了。
“说吧，费隆。”
“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。调查员和我先前到达这里，他们给我们指了这个楼梯。我们上来敲了门。没有人回应，我就下了必要的指令。沙比隆用肩膀撞了门两三次。然后我们就找到他了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是在这里。我摸了摸他的脉搏，已经不跳了。我还拿了镜子放在他嘴巴前，看看有没有出气。”
“那姑娘呢？”
“她当时在地上，好像是从床上滑下来的，吐了。”
他们所有人都踩到了她刚才吐出来的东西。
“她也不动弹，但是没有死。这房子里面没有电话。我又不能在街区里到处找电话。沙比隆就把她扛到肩上，把她送到医院去了。没有其他办法。”
“您确定她还有呼吸？”
“对，她的嗓子里有很奇怪的很粗的喘息声。”
摄影师们仍旧在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。隆美勒在一个红色的小本子上做笔记。
“所有的房客突然全都向我挤过来。那些小东西有一会儿还成功溜进卧室里。我一时走不开。我想着得通知你们。我就叫了那个看上去像是门房的女人，嘱咐她跟你们说————”
他停下，示意这周围乱糟糟的一切，又说道：
“我自己都没法子在这屋子里瞧上一眼。”
一位记者递过来一试管空了的巴比妥。
“总归就是这个了。”
不用多解释了。阿兰·韦尔努确凿无误是自杀了。
他是让露易丝跟他一起死吗？或者他在姑娘的无视和沉默中服下了药？
厨房里，一大杯牛奶咖啡还剩少许，一小块奶酪在面包片边上，面包片上是姑娘咬过的形状。
她起床晚了，阿兰·韦尔努到来时，发现她还在吃早餐。
“她穿着什么衣服？”
“睡衣。沙比隆给她裹了一层床罩，把她扛走了。”
“周围邻居没听见什么争吵声吗？”
“我还没来得及问呢。那些小家伙挤在最前面，那些当妈的也不叫他们走开。是要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。”
一个记者把后背压在已经关不上的门上，阻止外面的人挤进来。
朱利安·沙博左右踱步，像是在挣脱一个怎么都无法摆脱的噩梦，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，乱了方寸。
他两三次朝前靠近尸体，最后终于将自己的一只手搭在死者的向下垂落的一只手腕上。
他将同一句话重复了好几遍，好像忘了自己已经说过，或者让自己相信：
“显然是自杀。”
他问：
“沙比隆不回来了吗？”
“我想他应该会留在那里，要是那姑娘醒了，他可以问她话。得通知警局，沙比隆还跟我说，会给我弄个医生到这儿来————”
这时敲门进来一个，是位年纪轻轻的实习医生，直接往床边走去。
“死了？”
本地警长点头回复。
“带到你们那儿的那个姑娘怎么样了？”
“在治疗呢。她还好，会缓过来的。”
他瞟了一眼空试管，很自然地耸了耸肩，没好气地自言自语：
“总是这么回事。”
“怎么他死了，她就————”
他随手一指地板上的呕吐物。
一个大家并未注意到他不见了一会儿的记者这时回到房间里。
“没有过争吵，”他说，“我问过那些女邻居了。这个完全可以肯定，因为大部分住户早上都开着窗户。”
隆美勒此时毫无羞耻地翻箱倒柜，但没找到什么值得看的东西：破内衣，廉价的衣服，不值钱的小玩意儿。接着，他俯身查床底。麦格雷看见他趴在地上，伸出手臂，拖出一个蓝色缎带环绕的纸制鞋盒。隆美勒拿着这一战利品退到一旁。屋内一派天翻地覆的模样，他觉得谁也没有注意他。
但麦格雷朝他靠近。
“是什么？”
“信。”
盒子几乎塞满了，不光有信，还有匆忙之中写在纸页边角上的简短字条。露易丝·萨巴蒂把一切都保存了下来。她的情人很可能不知道她这么做，否则她不会把盒子藏在床底下。
“拿过来看看。”
隆美勒读着这些信，看上去吃惊不小。他用半信半疑的口吻说：
“这都是情书啊。”
法官这才发觉有新状况发生。
“信吗？”
“是情书。”
“谁写的？”
“是阿兰。有他的签名，也有些信上只有他的名字缩写。”
麦格雷读了两三篇后，就想阻止这些信被大家一一传阅。这可能是他有机会读到的最动人的情书了。医生满腔激情，就像二十岁的小伙子。
他称呼露易丝为：“我的小宝贝”。
有时是“我的小可怜”。
和所有情人一样，他向露易丝诉说，在漫长的没有她在身边的白昼和夜晚，他生命的空洞。那幢大房子压制他，他如一只胡蜂般四处撞壁，只想挣脱。他向她诉说，他要是能早点认识她，早在所有男人碰触她之前认识她就好了。夜晚时分，当他独自一个人躺在自己床上，因为想到她曾被其他人爱抚过而愤恨不已。
有时候，他就像对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那样讲话。有时候，他会宣泄恨意和失落。
“先生们————”麦格雷终于开口，嗓音低沉、严肃。
没人在意到他。没人认为这事与他有任何关系。沙博脸变红了，玻璃眼镜片上蒙了水汽，仍在浏览信件。
“我半个小时前离开了你，返回牢笼。我渴望再次和你在一起————”
他顶多认识了她八个月。但这里有两百多封信。有时他一天写三封信，每句话中都没有掩饰和虚假。有些信封上没有邮票，应该是他亲自带过来的。
“如果我是一个————”
麦格雷听到警察局的人到达现场，隔离看热闹的人群和吵吵嚷嚷的小孩，感到如释重负。
“你最好把这些都带走。”他对朋友耳语。
得把两只手都用上，才能兜住所有信件。翻过信的人看上去都有点不能释怀。现在，已经没有人能再若无其事地面向那张床，看那具尸体一眼。他们并未表现出来，但发自内心地为他感到遗憾。
阿兰现没戴眼镜，脸部表情舒展、安详，看上去比在世时年轻了十岁。
“我母亲该担心了————”沙博看了表，说道。
拉伯雷街上那幢房子里的一家人，父亲、母亲、妻子、孩子们，都被忘却了。官方应该通知他们。
麦格雷提醒他这一点。法官喃喃道：
“我真的不想自己去。”
警长不敢轻易自荐去执行这个使命。他的朋友也不敢向他提出这个请求。
“我会派费隆去。”
“去哪儿？”费隆问道。
“拉伯雷街，去通知他们。先跟他的父亲说。”
“我跟他说什么？”
“事实。”
小警长愤愤地低声说：
“真是好差事！”
他们在这里没有什么事要做了。在这个一贫如洗的姑娘的陋室之中，一鞋盒的信件就是唯一的宝贝，没有其他值得探寻的东西了。肯定有部分信件被毁掉了。收件人肯定并未领会所有信件的含义。但研究这些已经毫无意义。
“你走吗，麦格雷？”
然后法官对实习医生说：
“你们负责把尸体带走吗？”
“去停尸所？”
“解剖还是必要的。我不清楚到底怎么————”
法官没说完，又转向两位警察。
“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”
法官随即下楼，胳膊下夹着纸盒。下面集聚着人群，得从他们中间挤过去。他还没来得及想怎么坐车回去。他家和立法大楼都在城镇的另一头。正在这时，波尔多的那位记者冲上前来。
“你们想我开车送你们去哪儿？”
“到我家。”
“克列蒙梭街吗？”
他们坐在车里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沉默。离他家还有一百米时，沙博才轻声说：
“我想这下案件就了结了。”
但他对此并不确定，因为他偷偷观察麦格雷的反应。麦格雷对他的看法不置可否。
“我想不通，他如果是无辜的话，为什么要————”
他不再往下说，因为他焦急万分的母亲听到汽车的声音，已经打开了大门。
“我担心出什么事了。我先前看见有几个人跑过去，好像出事了。”法官感谢记者，还礼貌地说：
“要进来喝一杯吗？”
“谢了。我要马上打电话给报社。”
“肉就要烤过头了。我从十二点半就等着你们了。你显得很疲惫，朱利安。朱尔，您不觉得他的脸色很差吗？”
“你最好还是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，妈妈。”
“你们还不想吃饭吗？”
“现在不想。”
老太太拉住麦格雷。
“有什么坏消息吗？”
“没什么需要您担心的事。”
他倾向于向她坦陈事实，至少是一部分事实。
“阿兰·韦尔努自杀了。”
她只是惊呼：
“啊！”
接着，她摇着头往厨房那儿去了。
“到我的书房来吧。除非你饿了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自己弄喝的吧。”
他很想来一杯啤酒，可他知道朋友的家里没有这种东西。他稍微翻了一下酒柜，随意拿了瓶佩尔诺茴香酒。
“罗丝会给你拿水和冰块来的。”
沙博早已顺势倒在自己的沙发椅子中，头枕处颜色较深，因为那里从他父亲的时代起就经受磨损。鞋盒摆在书桌上，解开的缎带放在一边。
法官现在强烈需要被认可。他的脑中一片空白。
“你为什么不喝点酒呢？”
沙博看向书房门，麦格雷明白朋友是遵从母亲的恳求，才戒酒的。“我还是不喝吧。”
“随你。”
天气暖和，但壁炉里仍然生着火。麦格雷离壁炉很远，但仍然觉得很热。
“你怎么想？”
“想什么？”
“他做的这件事。他如果是无辜的，为什么————”
“你也看了几封他写的信。”
沙博低下头。
“费隆警长昨天闯进露易丝的住所，质问她，把她带到警局里，让她在拘留所待了整整一夜。”
“他没得到我的命令就这样行动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可他的确这样做了。今天早上，阿兰去看她，到了那儿就什么都明白了。”
“我看不出来这有什么影响。”
他心里很清楚这有什么影响，但不愿承认。
“你觉得是这个原因吗？”
“我觉得这个原因足够了。明天，本地所有人就都知道了。费隆会继续骚扰这个姑娘，最后人们会认定她是妓女。”
“他在这个事情上不够谨慎。但一个人不能因为这个就自我了断啊。”
“这要看是谁了。”
“那你相信他是无辜的？”
“你呢？”
“我想的是，所有人都会相信他是有罪的，所有人都会满意这个结果。”
麦格雷吃惊地看向他。
“你是说，你准备结案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了。”
“你还记得阿兰对我们说的话吗？”
“关于哪个话题？”
“疯子有自己的逻辑。疯子可能活了一辈子都没人觉察出他是疯子。疯子不会突然之间毫无理由就开始杀人。起码得有一个刺激他的由头，得有一个起因。常人可能觉得这个起因无关紧要，但疯子可能会因此杀人。
“在我看来，第一个受害者罗伯特·德·古尔松是本案的关键所在，因为只有他能为我们提供线索。
“所谓谣传，并非总是捕风捉影而已。”
“你真的相信大家的说法？”
“众人有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些偏颇的看法。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来看，所有谣传都有一些客观事实基础。我认为大家本能地感觉到————”
“阿兰就是那个————”
“我不是指这个。罗伯特·德·古尔松被杀后，众人立即将拉伯雷街上门对门的两所房子联系在一起。而这个案子刚发生时，还没有人认为这是疯子所为。有人完全有理由在盛怒之下杀了他。”
“继续说。”
沙博不再有任何异议。麦格雷此时对他说什么他都会赞同。他此刻想到的是，他的事业和生活正在被践踏。
“我了解得不比你多。接着又发生了两起手法相同的谋杀案，凶手好像想表明，所有的人都是他杀的。”
“我以为所有凶手都会采取相同的作案手法。”
“但我不明白他为何如此急迫。”
“急迫什么？”
“再次杀人。随后又杀掉第三个人。公众觉得有个疯子正满大街寻找猎物。”
沙博有了精神，猛地抬起头。
“你是想说，凶手不是疯子？”
“不完全是。”
“怎么讲？”
“我很遗憾没有和阿兰·韦尔努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。但他说的话我都记住了。一个疯子不一定会表现出疯狂。”
“这是当然。否则所有疯子都被关起来了。”
“反过来讲，一个人疯了，不一定要杀人。同样的道理————”
“我被你弄糊涂了。那你的结论是什么？”
“我没有什么结论。”
听到电话铃响起，他们都哆嗦了一下。沙博接下电话，立刻改变态度和音调。
“当然，夫人。他在这里。我这就让他来听。”
随即法官对麦格雷说：
“你太太。”
她在电话那头说：
“是你吗？现在是午饭时间，我打搅到你了吗？你们在吃饭呢？”
“没有。”
跟她说他都还没有吃饭毫无意义。
“你的上司半个小时前给我打电话了，问我你是不是明天上午肯定回来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，你之前跟我通电话时，好像并不确定。他叫我再跟你通一次电话，他说一个我没听过的什么议员的女儿已经失踪两天了。这事情还没有见报。好像挺严重的，可能会引起很大的影响。你知道他说的是哪个议员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他对我说到一个名字，可我给忘了。”
“好了，也就是说，他要我回去，对吧？”
“他也没有这么说。但我听出来他希望最好由你来处理这件事。”
“在下雨吗？”
“天气好得不能再好了。你决定怎么办？”
“我不可能明天上午回到巴黎。应该有一列夜班火车。我没查过时刻表。”
沙博做了个手势，确定有一趟夜班车。
“你在丰特纳一切都好吗？”
“都好。”
“代我向法官问声好。”
“我不会忘了的。”
他挂上电话，不确定朋友得知他要离开后那表情是失望还是高兴。
“你要回去了？”
“有活儿了。”
“我们是不是该去吃饭了？”
麦格雷想到要留下这个棺材一样的白色鞋盒，满怀惆怅。
“我们不要在我母亲面前说什么。”
有人敲门时，甜点还没有上。罗丝去开了门，回来说道：
“是警局警长，他问————”
“请他到我的书房去。”
“我已经照办了。他等着了。他说不是要紧的事情。”
沙博老夫人一直说无关紧要的事，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。她在记忆中翻寻太久以前的名字和往事。
他们终于起身离桌。
“我把你们的咖啡直接送到书房去吗？”
罗丝给他们三个人送上咖啡，又用托盘送来杯子和一瓶餐后酒。她就像转移圣器一样做这件平常的事。他们等着门再度完全合上。
“怎么样？”
“我去过了。”
“要烟吗？”
“谢了，不用。我还没有吃饭呢。”
“您要是愿意，我给您准备点吃的。”
“我已经打电话跟我老婆说了过一会儿就回去。”
“情况怎么样？”
“他们的管事给我开了门，我跟他说要见于贝尔·韦尔努。他去通报了，把我留在前厅走廊上。我等了满长时间。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还从楼梯上看我，然后我听到他妈妈叫他回去的声音。还有一个人从一扇半开着的门后面观察我，是个老太太。我不清楚那是韦尔努老夫人还是她妹妹。”
“韦尔努说什么了？”
“他从走廊尽头出来，在离我三米四米的地方就一边说话一边朝我走来：
“‘你们找到他了？’
“我跟他说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他。他也没让我到客厅里面去，就让我一直在进门垫上站着，还那样高高在上地看着我。但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他的嘴唇和手都在颤抖。
“‘您的儿子死了。’我直接对他说。
“他居然反问我：
“‘你们把他杀了？’
“‘他是自杀的，今天上午，在他情妇的卧室里。’”
“他看上去吃惊吗？”预审法官问。
“我感觉他听到以后受惊了。他张开嘴好像要问什么，但最终自言自语地说：
“‘原来他有情妇啊！’
“他没有问我这个情妇是谁，现在怎么样了。他直接走到大门那儿，给我开门，打发我走。他说了最后一句话：
“‘现在大家或许会让我们安静一会儿了。’
他用下巴指了指聚集在人行道上看热闹的人，路对面也站着一群群人，记者趁他开门给他拍了些照片。”
“他没有对这些人表现出反感？”
“正相反。他看见他们后，还故意停下来，正面面对他们，看了他们一会儿，然后才慢慢关上大门。我听见他挂上门栓的声音。”
“那个姑娘怎么样了？”
“我去了趟医院。沙比隆一直在她跟前看着。还不能确定她能否度过危险期，她有心脏畸形之类的毛病，我也不太清楚。”
他没有碰咖啡，吞下一杯餐后烈酒后站起来。
“我能回家吃饭去了吗？”
沙博示意当然，接着起身把他送出去。
“我接下来要做什么？”
“我还没想好。等会儿到我的办公室来。检察官三点钟会去找我。”
“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在拉伯雷街的房子前留下了两个人。总有人在那儿走走停停，鬼鬼祟祟地讨论什么。”
“人群情绪稳定吗？”
“现在阿兰·韦尔努自杀了，我想民众不会有什么行动。你们也都清楚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”
沙博转向麦格雷，暗示道：
“你看，我说得没错吧！”
他希望朋友也能够示意他：
“对。都结束了。”
但麦格雷未做出任何表示。
他们等待的过程中，麦格雷突然觉得不好意思。沙博看着比他们刚见面时更显老了。他身上的生命力只够维持日常的生存，眼下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发生，需要他突破自我时，他只有承认自己的无助、崩陷，对自己无法进取感到羞愧。
但麦格雷敢肯定，这跟年龄无关。法官其实从来都是如此。麦格雷从老早前开始，从他们还是同窗，从他羡慕这个朋友的那个年代开始，就弄错了。曾经何时，沙博对他而言就是少年不识愁的典型。在丰特纳，有位母亲精心照顾他，有个舒适的、里面一切都让人觉得安稳的家等着他。他也早就明白自己会继承下这一切，除了这幢房子，还有两三个农场。他那时每个月就有足够零用的收入，可以借给同学。
三十年过去了，沙博果然长成了他本就该成为的样子。今时今日，是他来找麦格雷寻求帮助。
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。法官假装浏览一份文件，可连他的视线只是顺着一行行的字装装样子。电话总也不响。
他从口袋里掏出怀表。
“开车的话，不用五分钟就能到那儿。他们应该已经————”
正午一刻。该留出几分钟给在前线的两个男人，因为他们得在房子各处好好看看。
“如果他不承认，如果两三天后，我都还没有发现任何确凿无疑的证据，我会离开，请求提前退休。”
他先前下的指令，最大原因是在于惧怕公众。现在这番话，是对韦尔努家族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那个集团说的，他也害怕他们。
“正午二十分了。我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。”
正午二十五分，他再也坐不住了，紧张地站起来。
“你没有车可以用吗？”警长问他。
他面露尴尬。
“我有一辆，但只在周末带母亲去乡下时才用。”
从一个虽说住在城里，可距离城里主要街道五百米就有牛群吃草的人嘴里听到什么去乡下，真是太滑稽了。
“眼下我母亲除了参加周日弥撒就再不出门了，所以我还要那辆车干吗呢？”
或许他如今也变得吝啬了？应该是的。这不完全是他本人的错。拥有一点功名财富的人，总无可避免会担忧失去它。
麦格雷从到达丰特纳的那一刻起，就觉得想通了一些事情，一些他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情。他以前想象中的城镇，和如今身在其中的城镇完全不一样。
“肯定有新情况了。”
两个警察已经去了筒子楼街区二十多分钟。照理说，搜查露易丝·萨巴蒂的住所要不了多长时间。阿兰·韦尔努也不是会从窗户逃走、让人紧追的那种人，更何况筒子楼街区人员混杂，街道狭窄，根本无法展开追逐战。
他们听到有汽车上坡，发动机吃力地运行时，有那么一刻觉得是他们回来了。法官在企盼中屏息不动，可是汽车径直开过去了。
“我真是想不明白。”
他两手攥着，互相摩挲覆着淡色汗毛的细长手指，不时瞥麦格雷一眼，又马上收回视线。他多么希望能从麦格雷那里得到些许安慰，可警长下定决心保持那副不可捉摸的模样。
正午三十分稍过一会儿，当电话铃总算响起来时，沙博是扑到电话上去的。
“喂！”他叫嚷道。
一转眼工夫，他的面色就变得相当难看了。麦格雷听得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而且是个没怎么打过电话的女人。女人本能地在那头大声叫喊，警长能将她的话听得一清二楚。
“是法官吗？”她问。
“是预审法官沙博。说吧，我听着。”
她大声重复：
“是法官吗？”
“是呀！您到底想说什么啊？”
“您是法官？”
法官发起火来：
“没错。我就是法官。您听不见吗？”
“不是的。”
“您想说什么？”
如果她再问一次他是不是法官，他估计会把电话摔在地上。
“警长请您过来。”
“什么？”
她转而跟与她同处一室的一个人说话，声音完全不同了：
“我跟他讲了。然后呢？”
那人交待道：
“挂上。”
“挂上什么？”
他们听见立法大楼内外响起一阵喧嚣。沙博和麦格雷都竖起耳朵。
“有人在敲大门。”
“快来。”
他们一路跑过走廊。捶门声愈来愈急促。沙博急忙去掉门栓，把钥匙插进锁孔里。
“他们打来电话了吗？”
是隆美勒，被三四个同行夹在中间。其余几个记者在街上散开，往乡村的方向而去。
“沙比隆刚刚开车经过这儿。他旁边有个昏迷的女人。他应该是把她送到医院去了。”
法院门前停着一辆车。
“谁的车？”
“是我的，确切地说是我们报社的。”一个波尔多的记者说。
“开车带我们过去。”
“去医院？”
“不。先往下朝共和国大街开。然后朝右转，去筒子楼方向。”
他们所有人都挤进车子里。汽车开过韦尔努家门前。二十来人聚集在那儿，看他们而过时毫无动静。
“发生什么事了，法官？”隆美勒问。
“我不知道。他们在执行逮捕令。”
“是医生？”
他没有勇气撒谎或打哈哈蒙混过去。零星几个人坐在邮政咖啡馆的露天座上。一位着周日盛装的妇人从甜点店出来，一根手指优雅而平稳地提着白色纸盒，纸盒用红色细带捆扎着。
“是这个方向吗？”
“对。现在，左转————再往前一点————过了这幢楼转弯————”
他们不可能搞错地方。露易丝所住的楼房前人头攒动，人群中妇女和孩子居多。车子一停下，看客全都涌到车门旁边来。昨天给麦格雷指路的那个体型肥胖的妇人就在第一排，她两手握成拳，抵在胯上。
“是我在杂货铺给你们打了电话。警长在楼上呢。”
法官、麦格雷、记者和人群组成的小分队绕过楼房。麦格雷认识路，走在最前面。所有人都一头雾水。
大楼里面，看热闹的人更多。大门口堵满了人，楼梯上也站满人。本地小警长站在那位姑娘家已被撞坏的门前守着。
“让我们过去————你们向后退————”
费隆脸色苍白，头发遢拉在额头上。他的帽子不见了，不知道被挤到哪儿去了。他看到总算有人来增援，如释重负。
“你们有没有通知警局，让他们给我派人？”
“我不知道这到底是————”法官第一个开口。
“我告诉这个女人跟您说这一点的————”
记者们百折不挠要照相。一个襁褓中的娃娃在哭闹。被麦格雷朝过的沙博，现在也登上最后几级台阶，追问道：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“他死了。”
警长推开门扇，已经被撞裂的木头又噼啪弹飞几块。
“在卧室里。”
卧室里一片狼藉。窗户大开，阳光透进来，还有苍蝇。
阿兰·韦尔努医生躺在没有整理过的床上，衣服纹丝不乱，眼镜勾在一只耳朵上，斜躺在脸庞一侧。那一侧脸已经不流血了。
“说吧，费隆。”
“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。调查员和我先前到达这里，他们给我们指了这个楼梯。我们上来敲了门。没有人回应，我就下了必要的指令。沙比隆用肩膀撞了门两三次。然后我们就找到他了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是在这里。我摸了摸他的脉搏，已经不跳了。我还拿了镜子放在他嘴巴前，看看有没有出气。”
“那姑娘呢？”
“她当时在地上，好像是从床上滑下来的，吐了。”
他们所有人都踩到了她刚才吐出来的东西。
“她也不动弹，但是没有死。这房子里面没有电话。我又不能在街区里到处找电话。沙比隆就把她扛到肩上，把她送到医院去了。没有其他办法。”
“您确定她还有呼吸？”
“对，她的嗓子里有很奇怪的很粗的喘息声。”
摄影师们仍旧在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。隆美勒在一个红色的小本子上做笔记。
“所有的房客突然全都向我挤过来。那些小东西有一会儿还成功溜进卧室里。我一时走不开。我想着得通知你们。我就叫了那个看上去像是门房的女人，嘱咐她跟你们说————”
他停下，示意这周围乱糟糟的一切，又说道：
“我自己都没法子在这屋子里瞧上一眼。”
一位记者递过来一试管空了的巴比妥。
“总归就是这个了。”
不用多解释了。阿兰·韦尔努确凿无误是自杀了。
他是让露易丝跟他一起死吗？或者他在姑娘的无视和沉默中服下了药？
厨房里，一大杯牛奶咖啡还剩少许，一小块奶酪在面包片边上，面包片上是姑娘咬过的形状。
她起床晚了，阿兰·韦尔努到来时，发现她还在吃早餐。
“她穿着什么衣服？”
“睡衣。沙比隆给她裹了一层床罩，把她扛走了。”
“周围邻居没听见什么争吵声吗？”
“我还没来得及问呢。那些小家伙挤在最前面，那些当妈的也不叫他们走开。是要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。”
一个记者把后背压在已经关不上的门上，阻止外面的人挤进来。
朱利安·沙博左右踱步，像是在挣脱一个怎么都无法摆脱的噩梦，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，乱了方寸。
他两三次朝前靠近尸体，最后终于将自己的一只手搭在死者的向下垂落的一只手腕上。
他将同一句话重复了好几遍，好像忘了自己已经说过，或者让自己相信：
“显然是自杀。”
他问：
“沙比隆不回来了吗？”
“我想他应该会留在那里，要是那姑娘醒了，他可以问她话。得通知警局，沙比隆还跟我说，会给我弄个医生到这儿来————”
这时敲门进来一个，是位年纪轻轻的实习医生，直接往床边走去。
“死了？”
本地警长点头回复。
“带到你们那儿的那个姑娘怎么样了？”
“在治疗呢。她还好，会缓过来的。”
他瞟了一眼空试管，很自然地耸了耸肩，没好气地自言自语：
“总是这么回事。”
“怎么他死了，她就————”
他随手一指地板上的呕吐物。
一个大家并未注意到他不见了一会儿的记者这时回到房间里。
“没有过争吵，”他说，“我问过那些女邻居了。这个完全可以肯定，因为大部分住户早上都开着窗户。”
隆美勒此时毫无羞耻地翻箱倒柜，但没找到什么值得看的东西：破内衣，廉价的衣服，不值钱的小玩意儿。接着，他俯身查床底。麦格雷看见他趴在地上，伸出手臂，拖出一个蓝色缎带环绕的纸制鞋盒。隆美勒拿着这一战利品退到一旁。屋内一派天翻地覆的模样，他觉得谁也没有注意他。
但麦格雷朝他靠近。
“是什么？”
“信。”
盒子几乎塞满了，不光有信，还有匆忙之中写在纸页边角上的简短字条。露易丝·萨巴蒂把一切都保存了下来。她的情人很可能不知道她这么做，否则她不会把盒子藏在床底下。
“拿过来看看。”
隆美勒读着这些信，看上去吃惊不小。他用半信半疑的口吻说：
“这都是情书啊。”
法官这才发觉有新状况发生。
“信吗？”
“是情书。”
“谁写的？”
“是阿兰。有他的签名，也有些信上只有他的名字缩写。”
麦格雷读了两三篇后，就想阻止这些信被大家一一传阅。这可能是他有机会读到的最动人的情书了。医生满腔激情，就像二十岁的小伙子。
他称呼露易丝为：“我的小宝贝”。
有时是“我的小可怜”。
和所有情人一样，他向露易丝诉说，在漫长的没有她在身边的白昼和夜晚，他生命的空洞。那幢大房子压制他，他如一只胡蜂般四处撞壁，只想挣脱。他向她诉说，他要是能早点认识她，早在所有男人碰触她之前认识她就好了。夜晚时分，当他独自一个人躺在自己床上，因为想到她曾被其他人爱抚过而愤恨不已。
有时候，他就像对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那样讲话。有时候，他会宣泄恨意和失落。
“先生们————”麦格雷终于开口，嗓音低沉、严肃。
没人在意到他。没人认为这事与他有任何关系。沙博脸变红了，玻璃眼镜片上蒙了水汽，仍在浏览信件。
“我半个小时前离开了你，返回牢笼。我渴望再次和你在一起————”
他顶多认识了她八个月。但这里有两百多封信。有时他一天写三封信，每句话中都没有掩饰和虚假。有些信封上没有邮票，应该是他亲自带过来的。
“如果我是一个————”
麦格雷听到警察局的人到达现场，隔离看热闹的人群和吵吵嚷嚷的小孩，感到如释重负。
“你最好把这些都带走。”他对朋友耳语。
得把两只手都用上，才能兜住所有信件。翻过信的人看上去都有点不能释怀。现在，已经没有人能再若无其事地面向那张床，看那具尸体一眼。他们并未表现出来，但发自内心地为他感到遗憾。
阿兰现没戴眼镜，脸部表情舒展、安详，看上去比在世时年轻了十岁。
“我母亲该担心了————”沙博看了表，说道。
拉伯雷街上那幢房子里的一家人，父亲、母亲、妻子、孩子们，都被忘却了。官方应该通知他们。
麦格雷提醒他这一点。法官喃喃道：
“我真的不想自己去。”
警长不敢轻易自荐去执行这个使命。他的朋友也不敢向他提出这个请求。
“我会派费隆去。”
“去哪儿？”费隆问道。
“拉伯雷街，去通知他们。先跟他的父亲说。”
“我跟他说什么？”
“事实。”
小警长愤愤地低声说：
“真是好差事！”
他们在这里没有什么事要做了。在这个一贫如洗的姑娘的陋室之中，一鞋盒的信件就是唯一的宝贝，没有其他值得探寻的东西了。肯定有部分信件被毁掉了。收件人肯定并未领会所有信件的含义。但研究这些已经毫无意义。
“你走吗，麦格雷？”
然后法官对实习医生说：
“你们负责把尸体带走吗？”
“去停尸所？”
“解剖还是必要的。我不清楚到底怎么————”
法官没说完，又转向两位警察。
“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”
法官随即下楼，胳膊下夹着纸盒。下面集聚着人群，得从他们中间挤过去。他还没来得及想怎么坐车回去。他家和立法大楼都在城镇的另一头。正在这时，波尔多的那位记者冲上前来。
“你们想我开车送你们去哪儿？”
“到我家。”
“克列蒙梭街吗？”
他们坐在车里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沉默。离他家还有一百米时，沙博才轻声说：
“我想这下案件就了结了。”
但他对此并不确定，因为他偷偷观察麦格雷的反应。麦格雷对他的看法不置可否。
“我想不通，他如果是无辜的话，为什么要————”
他不再往下说，因为他焦急万分的母亲听到汽车的声音，已经打开了大门。
“我担心出什么事了。我先前看见有几个人跑过去，好像出事了。”法官感谢记者，还礼貌地说：
“要进来喝一杯吗？”
“谢了。我要马上打电话给报社。”
“肉就要烤过头了。我从十二点半就等着你们了。你显得很疲惫，朱利安。朱尔，您不觉得他的脸色很差吗？”
“你最好还是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，妈妈。”
“你们还不想吃饭吗？”
“现在不想。”
老太太拉住麦格雷。
“有什么坏消息吗？”
“没什么需要您担心的事。”
他倾向于向她坦陈事实，至少是一部分事实。
“阿兰·韦尔努自杀了。”
她只是惊呼：
“啊！”
接着，她摇着头往厨房那儿去了。
“到我的书房来吧。除非你饿了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自己弄喝的吧。”
他很想来一杯啤酒，可他知道朋友的家里没有这种东西。他稍微翻了一下酒柜，随意拿了瓶佩尔诺茴香酒。
“罗丝会给你拿水和冰块来的。”
沙博早已顺势倒在自己的沙发椅子中，头枕处颜色较深，因为那里从他父亲的时代起就经受磨损。鞋盒摆在书桌上，解开的缎带放在一边。
法官现在强烈需要被认可。他的脑中一片空白。
“你为什么不喝点酒呢？”
沙博看向书房门，麦格雷明白朋友是遵从母亲的恳求，才戒酒的。“我还是不喝吧。”
“随你。”
天气暖和，但壁炉里仍然生着火。麦格雷离壁炉很远，但仍然觉得很热。
“你怎么想？”
“想什么？”
“他做的这件事。他如果是无辜的，为什么————”
“你也看了几封他写的信。”
沙博低下头。
“费隆警长昨天闯进露易丝的住所，质问她，把她带到警局里，让她在拘留所待了整整一夜。”
“他没得到我的命令就这样行动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可他的确这样做了。今天早上，阿兰去看她，到了那儿就什么都明白了。”
“我看不出来这有什么影响。”
他心里很清楚这有什么影响，但不愿承认。
“你觉得是这个原因吗？”
“我觉得这个原因足够了。明天，本地所有人就都知道了。费隆会继续骚扰这个姑娘，最后人们会认定她是妓女。”
“他在这个事情上不够谨慎。但一个人不能因为这个就自我了断啊。”
“这要看是谁了。”
“那你相信他是无辜的？”
“你呢？”
“我想的是，所有人都会相信他是有罪的，所有人都会满意这个结果。”
麦格雷吃惊地看向他。
“你是说，你准备结案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了。”
“你还记得阿兰对我们说的话吗？”
“关于哪个话题？”
“疯子有自己的逻辑。疯子可能活了一辈子都没人觉察出他是疯子。疯子不会突然之间毫无理由就开始杀人。起码得有一个刺激他的由头，得有一个起因。常人可能觉得这个起因无关紧要，但疯子可能会因此杀人。
“在我看来，第一个受害者罗伯特·德·古尔松是本案的关键所在，因为只有他能为我们提供线索。
“所谓谣传，并非总是捕风捉影而已。”
“你真的相信大家的说法？”
“众人有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些偏颇的看法。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来看，所有谣传都有一些客观事实基础。我认为大家本能地感觉到————”
“阿兰就是那个————”
“我不是指这个。罗伯特·德·古尔松被杀后，众人立即将拉伯雷街上门对门的两所房子联系在一起。而这个案子刚发生时，还没有人认为这是疯子所为。有人完全有理由在盛怒之下杀了他。”
“继续说。”
沙博不再有任何异议。麦格雷此时对他说什么他都会赞同。他此刻想到的是，他的事业和生活正在被践踏。
“我了解得不比你多。接着又发生了两起手法相同的谋杀案，凶手好像想表明，所有的人都是他杀的。”
“我以为所有凶手都会采取相同的作案手法。”
“但我不明白他为何如此急迫。”
“急迫什么？”
“再次杀人。随后又杀掉第三个人。公众觉得有个疯子正满大街寻找猎物。”
沙博有了精神，猛地抬起头。
“你是想说，凶手不是疯子？”
“不完全是。”
“怎么讲？”
“我很遗憾没有和阿兰·韦尔努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。但他说的话我都记住了。一个疯子不一定会表现出疯狂。”
“这是当然。否则所有疯子都被关起来了。”
“反过来讲，一个人疯了，不一定要杀人。同样的道理————”
“我被你弄糊涂了。那你的结论是什么？”
“我没有什么结论。”
听到电话铃响起，他们都哆嗦了一下。沙博接下电话，立刻改变态度和音调。
“当然，夫人。他在这里。我这就让他来听。”
随即法官对麦格雷说：
“你太太。”
她在电话那头说：
“是你吗？现在是午饭时间，我打搅到你了吗？你们在吃饭呢？”
“没有。”
跟她说他都还没有吃饭毫无意义。
“你的上司半个小时前给我打电话了，问我你是不是明天上午肯定回来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，你之前跟我通电话时，好像并不确定。他叫我再跟你通一次电话，他说一个我没听过的什么议员的女儿已经失踪两天了。这事情还没有见报。好像挺严重的，可能会引起很大的影响。你知道他说的是哪个议员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他对我说到一个名字，可我给忘了。”
“好了，也就是说，他要我回去，对吧？”
“他也没有这么说。但我听出来他希望最好由你来处理这件事。”
“在下雨吗？”
“天气好得不能再好了。你决定怎么办？”
“我不可能明天上午回到巴黎。应该有一列夜班火车。我没查过时刻表。”
沙博做了个手势，确定有一趟夜班车。
“你在丰特纳一切都好吗？”
“都好。”
“代我向法官问声好。”
“我不会忘了的。”
他挂上电话，不确定朋友得知他要离开后那表情是失望还是高兴。
“你要回去了？”
“有活儿了。”
“我们是不是该去吃饭了？”
麦格雷想到要留下这个棺材一样的白色鞋盒，满怀惆怅。
“我们不要在我母亲面前说什么。”
有人敲门时，甜点还没有上。罗丝去开了门，回来说道：
“是警局警长，他问————”
“请他到我的书房去。”
“我已经照办了。他等着了。他说不是要紧的事情。”
沙博老夫人一直说无关紧要的事，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。她在记忆中翻寻太久以前的名字和往事。
他们终于起身离桌。
“我把你们的咖啡直接送到书房去吗？”
罗丝给他们三个人送上咖啡，又用托盘送来杯子和一瓶餐后酒。她就像转移圣器一样做这件平常的事。他们等着门再度完全合上。
“怎么样？”
“我去过了。”
“要烟吗？”
“谢了，不用。我还没有吃饭呢。”
“您要是愿意，我给您准备点吃的。”
“我已经打电话跟我老婆说了过一会儿就回去。”
“情况怎么样？”
“他们的管事给我开了门，我跟他说要见于贝尔·韦尔努。他去通报了，把我留在前厅走廊上。我等了满长时间。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还从楼梯上看我，然后我听到他妈妈叫他回去的声音。还有一个人从一扇半开着的门后面观察我，是个老太太。我不清楚那是韦尔努老夫人还是她妹妹。”
“韦尔努说什么了？”
“他从走廊尽头出来，在离我三米四米的地方就一边说话一边朝我走来：
“‘你们找到他了？’
“我跟他说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他。他也没让我到客厅里面去，就让我一直在进门垫上站着，还那样高高在上地看着我。但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他的嘴唇和手都在颤抖。
“‘您的儿子死了。’我直接对他说。
“他居然反问我：
“‘你们把他杀了？’
“‘他是自杀的，今天上午，在他情妇的卧室里。’”
“他看上去吃惊吗？”预审法官问。
“我感觉他听到以后受惊了。他张开嘴好像要问什么，但最终自言自语地说：
“‘原来他有情妇啊！’
“他没有问我这个情妇是谁，现在怎么样了。他直接走到大门那儿，给我开门，打发我走。他说了最后一句话：
“‘现在大家或许会让我们安静一会儿了。’
他用下巴指了指聚集在人行道上看热闹的人，路对面也站着一群群人，记者趁他开门给他拍了些照片。”
“他没有对这些人表现出反感？”
“正相反。他看见他们后，还故意停下来，正面面对他们，看了他们一会儿，然后才慢慢关上大门。我听见他挂上门栓的声音。”
“那个姑娘怎么样了？”
“我去了趟医院。沙比隆一直在她跟前看着。还不能确定她能否度过危险期，她有心脏畸形之类的毛病，我也不太清楚。”
他没有碰咖啡，吞下一杯餐后烈酒后站起来。
“我能回家吃饭去了吗？”
沙博示意当然，接着起身把他送出去。
“我接下来要做什么？”
“我还没想好。等会儿到我的办公室来。检察官三点钟会去找我。”
“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在拉伯雷街的房子前留下了两个人。总有人在那儿走走停停，鬼鬼祟祟地讨论什么。”
“人群情绪稳定吗？”
“现在阿兰·韦尔努自杀了，我想民众不会有什么行动。你们也都清楚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”
沙博转向麦格雷，暗示道：
“你看，我说得没错吧！”
他希望朋友也能够示意他：
“对。都结束了。”
但麦格雷未做出任何表示。